11月20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在华尔街见闻“2017全球最佳投资机会”峰会上称，中国经济处在下行调整中，正由高速增长阶段逐渐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而距离L型底部尚有两项调整有待完成。

他认为，在这种调整中，需求侧持续回落的趋势短期内难以避免。但可以以此为前提，把工作着力点放在加大供给侧调整的力度上，在中高速这一新的增长平台上实现新的供求平衡。而在供给侧的调整中，有推进农业现代化、企业优胜劣汰、服务业去垄断、促进消费等一系列重点需要关注。

距离L型底部尚有两项调整

余斌分析称，目前经济下行主要源自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增速的调整，以及传统竞争优势（人口红利）的消弱。中国加入WTO以后，制造业十年间的平均增速达到30%，今年前三季度已经下降到3.1%；2000年到2013年，房地产投资平均增长24%，今年前三季度增幅只有6.6%。

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增速的调整，使得整体投资增长从过去的超过20%降至今年前三季度的8.3%，影响了整体经济增长。过去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优势也在逐步削弱，出口增长在加入WTO以后的十年平均增速是23%，近两年以来一直是负增长。

余斌认为，中国经济要到达L型底部，尚有两项调整未完成：基础设施投资高增速的调整，消费增长与收入增长的背离。

基础设施投资高增长。今年1到10月份的增幅在20%左右，远高于全国财政收入5.9%的增长速度，这必然会带来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债务。

消费增长与收入不匹配。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3%，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9.8%。消费增长与收入增长的长期背离不可持续，房地产和汽车的消费增长已从高速增长进入相对平稳的阶段。

加大供给侧调整力度，在中高速增长平台实现新的供求平衡

余斌说，后发追赶国家的追赶进程大致上可以分为五个阶段：起飞阶段、高速增长阶段、中高速增长阶段、中低速增长阶段、增速回归的阶段。可以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正在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

余斌对比了中印两国的差异，中印同为发展中国家，印度去年的经济增长比中国高0.6个百分点，这是因为中国正在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印度的高速增长阶段刚刚开启。

在余斌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是中国经济迈上更高水平、更高阶段的表现，而不是追赶进程的终止。在迈进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投资、出口和工业驱动增长的模式渐行渐远，而依靠消费、服务增长和效率提升支撑的模式越来越近。

增长阶段转换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未来中国经济不可能是U型，也不可能是V型，而将呈现成L型。经济增速出现了改革以来从未有过的长时间、大幅度调整。

余斌称，在目前的调整中，唯一的解决方案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度扩大总需求，防止需求侧短期断崖式下降。需求侧持续回落的趋势，短期内难以避免，但可以以此为前提，把工作着力点放在加大供给侧调整的力度上，在中高速这一新的增长平台上实现新的供求平衡。

实现农业现代化，淘汰低效企业，放松服务业管制

余斌认为，供给侧改革有以下要点：

第一，改变农业依赖劳动力的模式，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我们要逐步改变一家一户小规模的、主要依靠劳动力生产农产品的方式。民工荒、招工难度大幅度上升之后，农业却仍然停留在主要依靠劳动力生产的阶段；农产品生产成本大幅度上涨和农产品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农业彻底丧失竞争能力。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改革土地经营制度，改革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农业扶持政策体系，让农业走上规模化的道路，从而才有可能实行机械化，出现机器换人的状况，最终农业才可能实现现代化。

第二，行业的分散程度过高，需要不断淘汰低效率的企业。中国现在是全球制造业大国，但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行业过度分散，集中度明显偏低，从而带来行业缺乏竞争能力的状况。要转变政府职能，消除地区封锁，形成统一的市场，促进兼并重组，促进优胜劣汰。只有不断淘汰行业内的低效益企业，才有可能让生产和市场逐步向高效益产业转型，从而提高行业的竞争度和竞争能力、盈利能力，才有可能建设制造业强国。

第三，服务业要打破垄断，放松管制。扩大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放松管制，才能加快服务业发展。还要解放人、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激发和释放经济的内在活力。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正是通过解放人、资金、土地，激发这些生产要素的活力，才有了过去经济的高速增长。今天需要再次解放这些生产要素，激发和释放经济的内在活力。

余斌还提到，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虽然有大幅度提高的趋势，但跟美国相比，差距仍然十分巨大。未来，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都有巨大的投资和发展空间。

类似的还有居民消费。如果居民消费能力大幅度提高，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中国一定会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