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年来，新零售概念逐渐深入人心，一个最为突出的现象就是———不是只有业界在吆喝了，不少地方政府也加入其中。早在2017年7月18日盒马鲜生亮相时，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就表示：“西安要把‘盒马鲜生’引进来，带动就业，促进发展”。2017年9月，武汉市长万勇表示，盒马鲜生是典型的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于一体的“四新”经济，希望企业发挥优势、抢抓机遇、布局武汉，为广大市民提供优质、便捷、安全的消费新体验。而在今年1月，福州市更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全力打造“新零售之都”；国内社会零售总额排第一的城市上海也在近期宣布，将启动打响“上海购物”的八项工程，其中第一项就是发展新零售促进新消费。

观察中国的零售市场，会发现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现象，那就是零售业存在着严重的地域分割。各大城市的零售商，除了超市、卖场等业态存在着少数的全国性品牌跨区域经营外，以百货业为主的零售商绝大多数是本地品牌。

以国内零售业尤其是百货业的领头者上海百联股份为例。从其2017年年报来看，在471 .81亿元的营收中，超过423.58亿元（接近89.78%）来自华东地区。那么，在华东地区的营收中，源自上海的比例达到多少？尽管年报没有披露相关数据，但是其26家综合百货门店有24家在上海，16家购物中心有13家在上海，可以合理推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营收来自上海。由此来看，中国百货业的领头羊居然是一家主要在一个城市运营的公司，这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百货业非常不同。

以美国的梅西百货公司为例。梅西百货起步于辛辛那提，在2017年的财富500强中排名第425，有257.78亿美元的营收。2016年年报显示，截至2017年1月28日，梅西百货共有829家百货门店，但是这些门店并没有像中国百货业那样集中于一地，而是分散在全美各地：东北部以250家门店排名第一，但是其他各个地区也都有超过100家的门店。

行业的高度保护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所有制歧视，就是民营资本很难进入百货业。2002年公布的连锁业前十名中只有两家民营企业，一家外资企业，其余均为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而有关数据显示，2001年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的资产总额中，私营企业仅占6.7%。二是地方保护主义。国内各大百货公司尽管都经过了公司制改造成为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但是如果追根溯源，它们和当地政府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外来竞争者很难有大的作为。

现在距离2003年已经15年过去了，如果从大的零售业来看，民营资本再也不像2002年那样势单力薄。今年2月23日，根据2016财年（截至2017年6月的财政年度）全球各大零售商公开的数据发布的2018年度全球零售商力量报告。这份榜单上的全球前250大零售商中，中国（含香港、台湾）共有15家零售企业上榜，电商巨头京东以357.77亿美元排名第一。入榜的15家零售企业中有10家的创始地在大陆，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各占5家，平分秋色，而从营业额来看，民营资本更是遥遥领先于国资背景的零售公司。

为什么民营资本能在零售业中后来居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民营资本通过电商和超市这两个国有资本不注意的细分市场发起了进攻，通过提供更好的服务满足了用户的需求，从而在这场零售大战中后来居上。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细分市场某种程度上是当时的主流零售商不愿意做的。恰恰是因为主流零售商不愿意做，所以地方保护主义也就较为弱，这就给电商崛起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窗口。直到电商兴起，中国才算真正实现了统一市场，打破了以前的区域分割，因为用户坐在家中就能获得来自全国甚至全球零售商提供的产品，而在线下市场是无法做到的。

为什么在讨论新零售的时候要讲这段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因为现在各个地方政府重视新零售，认为它可以给用户提供更好的选择，也能带来就业。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新零售的崛起尽管会带来增量，但是崛起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对存量零售带来冲击，据说不少城市开设了盒马鲜生门店以后，其竞争者的营业额应声而降。那么，会不会存在这样一个现象，有些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会以各种理由来阻碍这些新零售门店在地方落地？我们知道，电商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是因为没有地下门店各地无法阻碍其物品流通，而那些O2O今天落地的门店就会遭遇各种各样正式非正式的问题。

可喜的是，已经有西安、武汉、福州和上海等地政府公开表态欢迎新零售，希望其为用户带来更好的服务体验和带来更多的就业。那么，地方政府能够为新零售提供什么？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新零售最需要的，而不要管这家公司的股东来自哪里。甚至很多时候，地方政府要忍受当地国资背景的零售企业被兼并、收购甚至破产清算的后果。为什么阿里和腾讯从去年开始的“买买买”中甚少出现地方国资背景的零售企业？可能地方政府的担忧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只有消除各种或明或暗的地方保护主义，新零售才能在各地落地，才能让用户享受到更好的服务。